黄万里先生
九十年人生沧桑
黄万里是蜚声中外的水利、水文学家，是我国致力于跨学科研究河流水文与水流泥沙的先驱者之一 。1957年因反对建三门峡水库和在清华校刊发表《花丛小语》而获罪成为右派，从此一生坎坷。但他从未退缩，他一生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以拳拳赤子报国之心甘当“反骨”，将毕身精力献给了我国的水利事业。
黄万里先生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是中国优秀知识分子的典范，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黄万里1911年8月20日出生于上海南市，父亲是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黄炎培。
黄万里自幼聪明淘气，父亲教育甚严，但未对其苛责。小学校长和班主任看重他的可爱诚挚与极强记忆力，严加培养，让他多背古文，学写旧体诗，终使顽童知道发奋读书。黄万里老年时仍常感念他们的教化之功。
黄万里文才很好，但遵照父亲提倡的职业教育的理念，1924年进入无锡实业学校学习，1927年考上唐山交通大学，学习桥梁工程。中学、大学皆得名师指导，无论中文、英文、数学、物理均获最优成绩，为今后的深造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黄万里大学毕业任见习工程师，参加杭江铁路江山港桥建设。他勤于工作，亲手制作桥梁的沉箱，并亲自打汽桩，曾连守工地27小时。他还主动“为工人代管伙食，以保护从农人转来做工的可爱的农民不受工头的剥削”。
但他不满足于小试牛刀，而是想得更远，希望能到更高端的地方去学习充实自己。
1931年、汉水泛滥，水淹武汉三镇一百天，死亡七万人。黄万里那时在心痛同时就动过改学水利的念头。
1933年黄河决口十几处，人命财产损失无数。惨痛的现实使黄万里毅然放弃铁路桥梁工程师的职务，出国改学水利。
黄炎培多次对黄万里讲“中国有历史以来，从来没有农民对不起统治者，只有统治者对不起农民。”希望他将来好好报答农民。黄万里“改学水利，以拯农为己志”深得父亲赞许。
父亲介绍黄万里去见当时中国水利界重要人物许心武先生。许对黄说“全国水利工程师没有一个懂水文学的，而不通水文等于未入水利之门。”许先生嘱咐黄万里要多学以自然地理为基础的水文学。
1933年黄万里参加庚款赴美留学考试被录取。1934年初赴美留学，先后就读于康奈尔大学、爱荷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不仅学了水利工程多门，还学了气象学、气候学、自然地理学（含地质学）、经济地理（欧洲地理、欧洲交通）、高等数学等，获土木工程硕士和水利工程博士。
黄万里在美学习期间“热忱地渴望寻求知识以解决江河洪流问题”。
他的博士论文《瞬时流率时程线学说》首创了从暴雨推算洪流的方法，引起业界注意，直到19年后才有另一学者提出了相似的方法.一时轰动校园,为导师称赞。
黄万里注重实践，在美学习期间除在渃利斯大坝实习4个月外，还自驾车4万5千英里，实地考察美国各大水利工程。密西西比河1936年特大洪水后，特地前去考察，坐船直至出海口。
这使他大开眼界，领悟到水利工程造在河里，水沙流动态使河床发生演变，治水就不能孤立地以水论水，以工程论工程。这一觉悟影响了他一生的治水理论。
1937年春黄万里学成归国。船经日本，从横滨登船的乘客中有一位文静漂亮的小姐，令黄万里一见倾心。她就是辛亥革命著名元老丁惟汾的掌上明珠丁玉隽。同年11月黄万里迎娶了丁玉隽，从此在漫长的60多年的岁月里他们风雨同舟，患难与共。
黄万里回国不久，抗日战争爆发，他碾转到达四川历任四川水利局工程师、测量队长、涪江航道工程处处长、长城工程公司经理。
八载烽火，他走遍四川主要河流。妻子回忆起这段日子，就是黄万里不停地出差，没完没了的野外作业。这成为他们新婚生活的基本状态。
长江上游部分河道和四川境内代表性支流，他都亲自沿河实地考察过。
考察金沙江时，从昆明出发沿支流普渡河走到与金沙江交汇处，再沿金沙江顺流而下。从昆明一路步行到重庆，边走边勘测水情，历时三个月之久。
他曾6次步行勘测岷江、乌江、涪江、嘉陵江，行程三千公里。考察岷江时，从河口一直到源头，包括岷江的支流大渡河、青衣江等，几乎都走到了。
在崇山峻岭和蜿蜒陡峭的河谷里，对长江水系进行开拓性勘测，危险随时可能发生。1938年夏，正在全县勘测的黄万里得了痢疾，在岷江换船时，已精疲力竭的他一脚踏空，掉到波涛汹涌的江水中，幸被人救起，才得以逃过一劫。
就是表面平静的江面也暗藏杀机。黄万里的三个同事就是在看似平静的川江上工作时被卷入洪流中而丧命。
这些经历使黄万里深刻认识到川江河床有大量可移动的多层卵石这样一个万万不可忽略的基本情况，这成为他日后观察和思考川江水利和三峡工程的一个重要出发点。
正是早年沿河步行三千公里的实地勘测，使他开始形成水文地貌学的观点并对治理江河有了一定的认识，也对他晚年关于长江干流是否可以修高坝的思考产生重要的影响。
老年时，黄万里回忆起这段经历，他写道：
少作青衣江畔客，
天名荥雅走多回，
老来乐序斯江志，
梦绕青衣江水隈。
那段艰苦岁月在他的心中竟是如此的诗情画意。
抗战时期，黄万里还在长江支流修建了小型水利灌溉工程、为改善后方交通建造航道和桥梁工程。为解决经费问题，组建长城工程公司为美国空军飞虎队修建机场、营房、公路等，既支持了抗战，也改善了大家的生活。
抗战胜利后黄万里全家回到南京。由于对黄河上游规划急需水文勘测的干将，本已在黄委会和水利部任职的黄万里，二话不说，立即带全家奔赴被人们视为边远苦寒之地的甘肃任甘肃水利局局长兼总工程师，兼任水利部河西勘测设计总队队长。
抗战胜利后百废待兴，黄万里一到甘肃立即迅速组建甘肃省水利局及勘测总队，拟定通盘计划，制定各种章程。在全省建水文站，全面考察和规划全省水利资源。他一贯重视职工培训，每天早晨给水利局职工上半小时专业课。
在甘肃短短两年多，他整修水渠、水库多处，他四下河西走廊，向西直达玉门、安西、敦煌，坐驴车、骑马到达沙漠边缘不毛之地勘测地质水文，从此与黄河结缘。
至此他治水的基本风格已形成：依据自然规律，因势利导开发水利，为我服务。
黄万里在甘肃工作的两年多时间是他一生从事水利工作的一个高峰，也是他一生颇有华彩的阶段。他独当一面，从工程规划到资金运作,从运筹帷幄到施工操作，从点将用兵到培训员工，充分显示了他的才华。
遗憾的是他的这些才能在1949年以后没有得到发挥的机会，连与之共事的同事甚至他的孩子们也都不知晓。
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黄万里响应党支援东北建设的号召，携全家到达沈阳，任东北水利总局顾问。对新政权满怀热情想为国家大干一场的他，由于太直率，经常对总局工作提改进意见，导致领导不满，长期不给他工作。他感到在东北已很难做事。于是1950年6月辞职到唐山交大去任教了。这对于不到40而有14年工作经验的水利工程师来说是心有不甘而又无奈的。
1953年全国高校调整，黄万里调到清华大学水利系任教，由此他在清华大学工作了近50年，直至去世。
到清华的头四年是他一生中较为平静的时期，也是学术上有所收获的4年。除了教学，他发表了两篇学术论文，出版了《洪流估算》和《工程水文学》两部著作。
黄万里热爱生活富于情趣，他擅长填词作诗，喜欢旅游、喜欢小狗、喜欢拍照、更喜欢和孩子们一起玩乐。1956年夏黄万里领到一些稿费，特别高兴，就带全家去青岛海滨度假。
黄河是中国的母亲河，千万年来它挟带着大量泥沙在下游冲积成约25万平方公里的平原，养育了中华民族。但大量的泥沙也不断淤积，造成决口、改道，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
解放后，根治黄河，成为中国人民的迫切愿望。
黄万里一生的命运都和与他同姓的那条不到万里也有好几千里的黄河息息相关。
当年他出国学习，是因为33年黄河决口，他立志学水利治黄河。47年在甘肃水利局长任上，他已是黄委会委员，并对黄河中上游进行了全面的地质水文勘测。1950年8月还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黄河水利委员会。
从此为黄河治理，为三门峡大坝，他倾注了大量心血，乃至被打成右派在艰苦的劳改中还念念不忘潜心研究和大声疾呼。
早在1955年周恩来主持的黄河规划第一次讨论会上，黄万里就力排众议，不同意苏联专家对三门峡水库的规划。
1956年5月黄万里向黄委会提出书面意见，反复强调：三门峡筑坝后，由于泥沙淤积，下游的洪水危害将移到上游，而出库清水又将急速冲刷下游堤防。针对三门峡筑坝已成全国人大决议的难以挽回的现实，黄万里特别提出三门峡大坝一定要有刷沙出库的功能，为日后泥沙大量淤积预作准备。
1957年6月水利部召开三门峡水利讨论会，与会者有官员、专家、教授共70余人。除少数低坝派外，只有黄万里一人与“主上派”对垒，孤身舌战。
他以自己坚实的理论基础和多年的实践经验，特别是他早年对黄河及周边环境的地质水文考察和勘测，坚决反对在黄河建坝。
他指出泥沙向下流是自然规律，建坝拦沙让黄河清是违反自然规律的。建坝破坏河沙自然运行，在水库上游边缘淤积，不等水库淤满，今日下游的洪水，他日就会在上游出现，危及关中平原和西安；而出库的清水将对下游河床和堤坝产生可怖的急剧冲刷，防止它要费很大力量。
与三门峡水库开工同时，1957年暴风骤雨般的反右斗争横扫全国。
就在这次讨论会进行到一半时，黄万里被清华大学召回学校，接受批判。
争辩七天无效后，黄万里退而提出，若一定要修此坝，则建议勿堵塞六个排水洞，以便将来可以设闸排沙。此点全体同意通过。但施工时苏联专家坚持按原设计把6个底孔都堵死了。
黄万里在那个“一边倒”的年代，敢于坚持真理，说真话道实情，不同意苏联专家的规划，就是重大的政治问题。加之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感召下他在清华大学校刊上发表了散文《花丛小语》。
毛主席看到后说“这是什么话？”人民日报以毛的原话“什么话”为栏目刊出黄万里的《花丛小语》，并连续发表批判文章，同时对黄万里的治河理论和反对建三门峡水库的建议进行激烈批判。
黄万里一夜之间成为全国知名的大右派。
原本年富力强大有作为的黄万里、原本幸福快乐的一家在57年以雷霆万钧之力刮起的反右风暴中被彻底颠覆了。
《花丛小语》仅是一篇3000多字的短文，它通过当时发生的一些事件：马路翻浆、节制生育政策的反复、三门峡水库设计方案的确定等，指出人民对政府工作的监督及政府决策民主化的必要性，这不正是当今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吗？黄万里却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46岁的壮年，他被剥夺了教书、科研、发表文章的权力。子女升学也由此受到影响。而他长年被下放劳改，接受侮辱人格的批判，还要递上一份份检查。
面对强大的政治势力，一介书生黄万里决不放弃自己的学术良知和对生民的关怀,他从未屈服过。
当1958年校领导向他宣布划为右派的决定时，他掷地有声地回答：
“伽利略被投进监狱，地球还是绕着太阳转！”
岁月无情地年复一年地验证着黄万里的预言。
1961年潼关以上黄河渭河大淤成灾，倒塌农田80万亩，一个县城被迫迁走。
1966年库内泥沙已占库容44.4％，水库已成死库，不得已在坝底炸开几个大孔排出泥沙。
1972年洪水流沙距西安仅13公里，古都危机重重。
70年代不得不以每个1000万元的代价重新打开黄万里早年建议不要堵死的大坝排水洞。
出库清水对下游河道严重侵蚀，仅花园口至高村就有200平方公里滩地崩塌。……
毛泽东曾说，不行就把它炸了！
黄万里对此痛心疾首，他为自己的预言不幸被言中而痛心，他为多次被迫迁移的几十万百姓的苦难而痛心，他为自己最终未能阻止建坝而自责。
黄万里1958年被定为右派后就被送到密云水库劳改，与民工同住干打垒的半地窖里，同干繁重的体力劳动，一到冬天就饥饿难忍。1960年大饥荒后才从水库撤回，改为负责香山附近一个水文站的测量。他从一个受人尊敬的专业人士变成了政治上的贱民。
在那艰苦的岁月里，他身虽获罪，仍心忧天下。他一直没有忘记三门峡。
1964年他再也不能坐视三门峡的灾难，不顾个人安危，向国家领导人上书。他直接写信给董必武力陈三门峡大坝淤积的严重性，建议改建，并附自己的两首诗《念黄河》和《哀黄河》。
由于董老的认真，黄万里被水利部召见。黄按水利部要求用两个月时间写就了《改修三门峡坝的原理与方法》，但最终未被采用。因为如果采纳，无疑就是否定了当时的决策，这会令水利官员们和不少专家深感脸上无光。
相比这些把脸面看得比老百姓的苦难重得多的官员、专家，黄万里多次说:
我是水利专家，我知道有问题，不说，就对不起老百姓，就是不爱国。
1964年春节毛泽东曾对黄炎培说“你儿子黄万里的诗词我看过了，写得很好，我很爱看”。
这本是黄万里“摘帽”的大好机会。但是黄万里却未按 “常理”写个检讨，而是赋诗词上书毛，直言三门峡问题并不高深，而在1957年三门峡70人会上，除了他之外无人敢讲真话。请问“国家养仕多年，这是为什么？”毛泽东说他脑后长着反骨。
黄万里没有被摘帽，因为他只会讲真话。
文革十年，黄万里的日子更艰难，甚至可以说是死里逃生。
他被驱赶到校园劳动，被剃阴阳头，多次遭受鞭打出血，家里被抄多次。不久全家三代被赶出家门，住到简陋的集体宿舍每月只发20元生活费。但他从不自怜自艾，仍秉灯苦读，也热心地看大字报。他常对子女说：“现在城里人都不工作了，我们都是靠农民养着哪！”
黄万里一生情系农民，即使在文革艰难的岁月里仍惦记着秦豫冀的苍生，对中国水利政策的失误无比痛心，并尽其所能拾遗补缺。
1969年，还在专政队的黄万里曾对1963年导致海河洪水的失误进行了分析并写成报告呈送周恩来总理。
1969年黄万里随清华员工下放到江西血吸虫疫区。已年届六十的他白天头顶烈日劳作于稻田，经常体力不支中暑晕倒，夜里又被当作特务车轮战遭批斗，甚至被斗得神志恍惚。
在精神和体力的双重压力下，黄万里终于病倒了，一见太阳就发烧。即使这样还要被赶到大田里受烈日暴晒。黄万里感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写下了七绝《梦吟绝笔》：
一死明知素志空，九州行水失斯翁。
但教莫绝广陵散，枉费当年劳苦工。
可怜黄万里这时还在挂怀自己一生所学不能贡献给中国水利，为所学不传不用而深深痛惜。
也许是苍天有眼，不让这样的赤诚之子过早离开人世，黄万里最终挺了过来。
1971年底清华员工撤回北京后，黄万里又被送往三门峡水库，继续劳动改造接受批判。
这是1972年黄万里从三门峡回京探亲时摄于中山公园。他虽历经磨难，却精神矍铄。
对于自1957年便被剥夺了教学和科研的黄万里来说，发配到三门峡水库为他提供了一个近距离考察三门峡水库的机会。
1972年春工宣队突然给黄万里一项任务，在40天内就三门峡改建、黄河、海河的治理包括小浪底工程提出意见。这与当时对他的不准研究治黄的命令不符。根据黄去世后发现的1972年5月写给周恩来的信函草稿推测，很可能是周恩来让黄研究的。
黄万里1976年还说：“多么遗憾，我未能在周总理在世时研究出来，否则他一定会接见我，允许我费他一小时半的时间听我解说。”
1973年清华水利系分组考察库区黄河上下游，黄万里被准许在监督下参加。当时的领导经常训斥责骂他，但他一心治黄，不计较不公正的压力。他感到再没有什么能比实现多年的愿望，亲眼看一下与自己及库区人民命运攸关的黄河与三门峡工程现状更为重要的了。
他的同事沈英谈到黄万里当时的情况时说：“他所遭受的压力非一般人所能承受，而在那样恶劣的处境下还能把心思集中到考虑国家大事上，实在是一般人所做不到的。”
他在那段时间头戴右冠，边挨批斗边劳动改造的业余时间里完成了《论治理黄河的方略》并利用当时三门峡市对他的科研提供的帮助，努力跟踪世界前沿的基础理论研究，写出了《论连续介体最大能量消散率定律》等论文。
黄万里在那段时间还写出了大量的诗篇。
跟从考察中听华县华家公社报告三门峡坝造成的灾情后，他写了下面的诗：
听罢毕家遭害苦，不禁簌簌泪交颐。
暴洪施虐知拦阻，恶碱侵农待溉漓。
凡此事先皆可见，一般律定莫相违。
平生积学曾何用，愧对苍生老益悲。
诗词生动地反映出黄万里对父老乡亲一贯的深厚情感，也表达了对违反自然规律的无奈和自己所学不能报国的悲伤。
当黄万里拿出一套治黄方略时，周恩来已去世，而他的治黄方略是从否定现行的治黄观点出发的，因此难以为水利界当权者所接受，甚至还要被批判。1976年在右冠压身、四顾茫然的情况下，黄万里深感他的学术难以为国家尽力了，不禁凄凉地发出“长才自古能伸少”的感叹了。
1976年四人帮垮台，黄万里为此欢欣鼓舞。虽然此时他的身体已出现问题，出现血尿，而且还戴着右派帽子，但他依然不忘治黄。黄万里于1977年先后给陈云和邓小平写信并附《论治理黄河的方略》。他写道：
万里研究黄河治理问题四十年了，这一治理方法也拟具有年了。……治黄乃千年大计，决定亿万民生……我愿公开答辩。衰病之身亟欲生前见河治于大治之年。
但是他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为治黄奔走一生的黄万里，直至九十高龄仍然壮志难酬。言及治黄，老人几番涕泪纵横，反反复复只有一句话：“他们没有听我一句话！”
1980年2月26日清华大学党委通知黄万里“原划右派问题属于错划，…予以改正...”。改正决定打印在一张白纸上，连文件号也没有，对黄万里及其家庭二十多年的苦难没有一丝歉意。但历史总算翻过了一页。
黄万里是清华大学自己改正的最后一个右派。
右派改正后，已七十高龄的他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尽快投入工作：教书、著述，并有机会为筹备上马的三峡工程贡献意见。他怀着极大的喜悦和高昂的热情，培养研究生、给青年教师讲课并指导他们的科研。他讲课清晰，生动有趣，深得大家佩服。
到年龄退休后黄万里曾多次应邀到四川、湖南、浙江、天津、桂林等地的高校讲学。他已年近八十且身患癌症，主办方建议安排轻松些，看看名胜古迹，但他都婉拒了，只顾一心讲授他的治河之道。他讲课内容之精辟独到，令听者心醉，仰慕不止。
后来，黄万里的癌症多次转移，动了五次手术，但他依然每天伏案工作，泰然处之。他对来看他的 朋友说 ：“我还希望重返讲堂，将一生学的东西交给年轻人。”
1986年黄万里应邀到美国12所大学作学术报告和讲学。母校伊利渃伊大学向他颁发了：“杰出校友”的荣誉奖状。
晚年黄万里在三峡问题上倾注了极大的心血。以他丰富扎实的水利水文地貌学理论基础和早年对长江流域的实地考察 勘测，他予警三峡蓄水后将卵石淤塞重庆、四川水患、浩 大的工程开销和必将酿成祸患的百万移民。
他不遗余力地申述，百折不饶地坚持。
从85年起先后6次上书历届中央领导，仅江泽民在位时就以年逾八十的高龄上书3次，力言三峡万不可上，屡挫屡上，最后甚至上书中纪委、监察部 。
他不要名誉、不要地位、甚至不计较20多年的右派冤案，只要“中央领导给我30分钟时间，听我汇报，就可以把问题说清楚”
但是当政者没有一人理他。这令他感到悲哀与无奈。
三峡开工后黄万里又通过各种渠道反映自己的意见,他是为国家和人民着急啊。他只想提醒当政者别再犯愚蠢的错误：国家不能再浪掷几百几千亿——涂炭百万生灵、糟蹋……已经说不上是大好的……山河。
他无奈地对同事和朋友说：“我是看不到三峡建成的后果了，你们帮我记着看看，但愿我的话不要言中，否则损失太大了！”
1998年长江洪水后，身患癌症87岁高龄的黄万里非常不安，向水利系领导要求重上讲台，以弥补过去教学的不足,领导同意了。
为了表示自己对教师职业的敬重，黄万里特地穿了一身整洁的白色西服登上讲台。他的讲稿集成长文《水经论丛.治河原理》。这次讲课是他教学生涯中的最后一次。
赵朴初为黄万里的《治水吟草》题诗：
上善莫若水
而能为大灾
禹功钦饱学
不袛是诗才
用语双关，意味深长。
黄万里一生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视野广阔，著述丰盛，立论新颖，却得不到公开发表的机会，甚至被斥之为“异端邪说”。
2001年黄万里九十岁寿辰前，清华水利系泥沙教研组的老师们凑钱为他印了一本非正式的书《黄万里文集》，以表达对先生生日的美好祝愿。此书是在一个街道小厂印的，但凝聚了黄万里多年的心血，也饱含了普通清华人的良知，拿在手里是沉甸甸的。
2001年8月27日下午3时05分黄万里在清华 校医院 一间简朴的病房悄然离去,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痛的世界。弥留之际他多次问女儿“黄委会你知道吗？”
8月8日，他的两名学生来看他，他再次也是他人生最后一次和他们谈了治江之事。他们走后，他向老妻要来纸笔，写下了最后的遗言。
他用颤抖的手给学生写下的遗嘱是“治江四策”，而没有给家人和子女留下只言片语：
万里老朽手所书
敏儿、沈英，夫爱妻姝：
治江原是国家大事，“蓄”、“拦”、“疏”及“挖”四策中，各段仍应以堤防“拦” 为主，为主。
汉口段力求堤固。堤临水面宜打钢板桩，背水面宜以石砌，以策万全。盼注意，注意。
万里遗嘱
2001年8月8日
写完后，他还不放心，又颤颤巍巍地加了几个字：
可以少死几万人，切记
黄万里走了，但是人民不会忘记他，人民感到心痛啊！这样一位品格高尚、知识渊博、将毕生精力贡献给祖国水利事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在自己的祖国会是这么悲哀的一生？为什么在历史已证明黄万里对三门峡问题的观点是正确的、长江三峡问题也在越来越多地暴露出来的时候，他还得不到公正的对待？
李锐说“黄万里的命运是个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他是中国水利界一个非常伟大的马寅初似、陈寅恪似的悲剧人物。”
这样的悲剧在我们的和谐社会还要继续上演吗？
情系江河早献身，不求依附但求真。
审题拒绝一边倒，治学追求万里巡，
为有良知吞豹胆，全凭正气犯龙鳞。
谁知贬谪崎岖路，多少提头直谏人。
2000年华中科大的张承甫、鲍慧荪两位
年逾七 旬的诗人夫妇了解到黄万里的情况后，写下此《遥寄黄万里》诗
“科学的真理是独立于任何个人或集团的利益之外的，因此，他们决不会因为权势或偏见而放弃科学的真理。这就是黄万里在任何打击和挫折下总是坦然无忌的原因。他只说真话，不说假话，他只会说真话，不会说假话。
他们活得太艰难了，也活得堂堂正正，活得有声有色。”
—黄万里的长女黄且圆
“数十年来黄万里先生所经历的坎坷磨难，所遭遇的升降起浮，在我国知识界是十分少见的。但是不论在什么情况下，他对学术的严谨和认真态度，对民众父老、国家民族的一片赤子之心，始终没有改变。”
—清华水利系泥沙组杨美卿等老师
“他对事业执着，勇于坚持真理，又能仗义执言，逆流顶风，为人胸怀坦荡，处事光明磊落，对晚辈关怀爱护，真诚平等相待。”
—清华水利系泥沙组
杨美卿等老师
“黄老师有一颗象水一样纯洁、象火一样热烈的心，他对科学的信念如大山一样坚定，他的知识和胸怀则象江河一样浩瀚，他终其一生保持正直的人格品行，足以彪炳史册。”
—学生党治国
“黄万里先生是20世纪后半叶有良知的中国知识分子的典范，是20世纪中国水利史上的一道亮光，是20世纪优秀的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西方文明珠联璧合的最后几颗仅存的硕果。先生一去，大树凋零。先生为天下苍生，言其所知，先生之头可悬于国门之上矣！”
—赵诚
黄万里的学问，是珍贵的学术遗产，黄万里的人生追求和立世风范，更是高贵的精神财富。
黄万里的精神必将薪火相传，泽被后世。
黄万里忆及父亲的教诲：为人必须喷出热血地爱人！“爱”乃是社会道德的根基，所谓“真、美、善”实则包含在“爱”中。这正是黄万里一生做人的根基。
本文照片、内容选自赵诚先生所著《长河孤旅》、《追寻黄万里》两本书和《黄万里研究基金》网站（www.huangwanli.com）。
赵诚先生带病跋山涉水，寻访黄万里先生生前好友和同事同学，以尽可能搜寻第一手资料，历时两年完成这两本书，以还历史本来面目。在此衷心地感谢赵诚先生。
2010.12.
编辑：周子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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