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我国水质标准体系法律效力模糊。王洪臣认为，我国水质标准是法规，还是法律，尚不明确。水质不达标是违规还是违法？两者的法律效力相差甚远。实践中，我国对于水质未达标的情况，仅予以行政处罚，而非法律制裁。而在发达国家，水质标准即为法律的一部分。以美国为例，其水质标准体系即为美国《清洁水法》的一个章节。

王洪臣建议，我国管理目标、执法部门、立法部门应共同研究，明确水质标准的法律效力，提升水质标准的法律地位。

第三，我国水质标准限值不能做到宽严相济。王洪臣认为，水质标准的限值应基于科学、充分参考发达国家并立足国情予以审慎确定。我国标准体系中有些指标的限值过于严格，而有些指标则过于宽松，有“深一脚浅一脚”的感觉。我国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硝基苯限值为0．017mg／L，远严于各国标准。对于pH值，各类水体均为6-9，限值要求太低了。“pH值是一个虽然常规但极其重要的综合指标，一个水体，pH值的细微变化即意味着水中发生了或物理或化学或生物的重大变化。”王洪臣说，美国的水环境质量标准对每一类水的pH值都进行了细致划分。

发达国家的标准限值是基于科学的水质基准，综合各种经济的、管理的、社会的因素确定的。王洪臣建议我国也应基于水质基准，结合国情，合理确定每一项限值，做到宽严相济。

第四，我国水质标准修订周期没有规定或规律。王洪臣称，在发达国家，水质标准有固定的“工作”周期，一般三年进行一次审核，看是否需要进行重新修订。而我国水质标准的修订没有规律，有些非常重要的水质标准甚至长达二十年未作任何修订。对此，王洪臣表示，应结合经济社会发展状况，逐一确定每项标准的合理修订周期，满足实际需求。

中国水质标准建设应接轨国际、考虑国情
　　
　　王洪臣认为，我国水质标准体系的进一步完善的方向可归纳为两个方面：

首先，我国水质标准体系建设应与国际接轨。这不仅体现在标准的结构、指标数量及限值，更体现在制定方法和程序上。如公众参与、利益相关者分析、基于科学的基准确定标准限值等。

另外，在与国际接轨的同时，水质标准的制定也应基于中国国情。王洪臣表示，基于我国水资源缺乏与水污染严重相互交织的严峻局面，水质标准体系的制定过程中，尤其需要注重水环境质量标准、用水标准、水污染物排放标准相互衔接。（中国水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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