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新泻地震，震后多位受害人出现水银中毒症状。各方怀疑源头是上游的昭和电工鹿濑工厂。但企业态度蛮横：“地震使水银从仓库里流出来，这同本公司根本没有关系。想把原因说成是鹿濑工厂排放的废液，我们不会承认，更不会赔偿。”

　　地方法院法官，首次运用“盖然性”理论，减轻原告在举证因果关系上的负担。所谓盖然性理论，即根据事物发展的高度概率进行判断的一种认识方法。一审判决出炉，原告全面胜诉。法官强调：“所有论争都要求高度的自然科学知识。在民事审判中，要求被害者进行科学阐明，只会封死被害人的救济途径。”判决被告赔偿2.7亿日元。

　　新泻公害案的胜利让富士县的骨痛病患者看到了希望。这些生育适龄期的妇女，全身疼痛难忍，丧失行走功能，在痛苦中离开人世。受害者怀疑是当地三井公司的危害。“想从我们三井骗钱，门都没有！”态度傲慢的大公司矢口否认。

　　在律师岛林树的呼吁下，20名律师从东京、大阪、名古屋云集富山，走访每一个患者。四位律师干脆将家搬来，决心打一场持久战。

　　1971年，富山地方法院判决，原告全面胜诉，赔偿总额5700万日元。被告上诉，二审法官完全支持一审判决，将赔偿金总额提升到1.5亿日元。

　　熊本案审理期间，知识分子组成“水俣病告发会”。16名大学生进攻社会福利省被捕，游行群众高举受害者的照片，手持黑色旗帜，上面醒目的白色汉字“怨”。1973年，熊本地方法院判决，患者胜诉，被告赔偿9亿日元。

　　司法带动立法。日本国会先后制定《河川法》《爱知用水公团法》《工业供水法》《水道法》《自来水法》等几十部国家及地方性的法律法规，构建具备较强规划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并明确国家、地方政府、企业以及公众的责任和义务。1971年5月，日本环保省成立。

　　日本社会逐渐从治理污染，转向可持续发展。用水追求的目标归纳为“双安”——安心和安定。前者主要是指水质，即向所有国民提供安全饮用水，后者即确保国民饮用水量。

　　公众环保意识的觉醒、法律体系的完善以及官产学联动机制的建立，使日本顺利从一个传统工业国家转型成绿色国家。

　　如今的中国，正处在美日当年环境公害多发阶段，从美日的环境灾害和执法经验中吸取教训，将为建设生态文明、可持续发展的中国助力良多。